20世纪20年代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深化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胡塞尔关于现象学还原的思考、自我概念的演变以及发生现象学的观念的萌芽和发展，这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从极性空乏的纯粹自我向习性自我的推进，再到单子概念的提出，伴随着其现象学还原思考的深化。从先验的构造的方面来看，则是通过“最彻底的还原”所开显的原自我概念和单子个体化的问题性，其间伴随着发生现象学观念的萌芽、发展和发生性分析方法的运用。正是基于这种现象学研究的深化，胡塞尔在后期给出了不同于《观念I》的三个“现象学引论”，分别是《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沉思》和《危机》。事实上，它们分别代表了三条不同的“现象学还原的道路”。在《危机》中，胡塞尔对其现象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反思。他充分认识到《观念I》中“笛卡尔式的道路”的严重缺陷，最终选取了“生活世界的还原”的道路。
作为胡塞尔后期思想的核心，“生活世界”问题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胡塞尔本人对“生活世界”概念的表述具有歧义性，“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等含义彼此错综交织，构成难以释解的谜团。在《危机》中，生活世界问题的探讨以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照为出发点。通过深入考察对照双方的本质关联，胡塞尔呈现了生活世界的三重面相，即“前科学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具体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的生活世界”。同时，他也摆明了何以会有一个从前期单纯的世界概念向后期生活世界概念的转变。具体生活世界内发生的“流入”现象则显示出“生活世界的先天”的历史性特征。因此，生活世界问题导致一门关于“历史的先天”的现象学。一方面，基于历史的先天的思想，胡塞尔甚至在探讨历史性问题的《危机》语境中也能尖锐地批评历史主义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借助对意向性概念的原则性修正，胡塞尔揭示了历史的先天之持续生成的目的论，从而表明其与客观先天的对立。最终，在与先验的主体间性问题的关联中，历史的先天在先验目的论的维度上呈现出其介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的本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