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0年以前，“生活世界”这一表述就已偶尔在胡塞尔那里出现。但是，直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才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进入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域。最初，胡塞尔交替使用“生活世界”与“自然的世界概念”“自然的或素朴的经验世界”，但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含义，而由这一专门术语所标识的问题则呈现出系统和重大的意义。[1]事实上，在《危机》中，生活世界问题是作为切入先验现象学的引导性问题而引入的。尽管胡塞尔在《危机》以及同一时期相关的手稿中的论述具有诸多不一致性，但是，通过回返生活世界而开显先验主体性，以便使现象学还原达到具体化和彻底化的实行，他的这一运思主旨是明确的。
鉴于生活世界问题的本旨，亦即“通过对我们的科学的与哲学的危机状况的根源做目的论的—历史的思考，论证哲学进行先验的—现象学的转向之不可避免的必然性”（VI，S.XIV），在《危机》中，胡塞尔既赋予“生活世界”问题一种诊断性的功能，也赋予它一种理疗性的功能。[2]生活世界问题的诊断性功能在于，它表明客观科学已如何遗忘了作为其意义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的生活世界。这种遗忘性标识着现代科学的客观主义，而这正是欧洲科学和欧洲人出现危机的真正根源。作为客观科学的意义基础和有效性基础，生活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基础功能”（Boden-Funktion）（VI，158）。“生活世界”问题的理疗性功能则在于，它为先验现象学之彻底的自身思义赢得了起跳的地基。因此，这种理疗性功能被称为“引导线索功能”（Leitfaden-Funktion）（VI，175）。在胡塞尔看来，这两种功能彼此内在相关，生活世界借其基础功能成为回问先验主体性之构造成就的引导线索。正是基于这两种功能及其内在关联的考虑，胡塞尔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对照作为系统开显生活世界问题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