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本身迫使胡塞尔逾越历史的变化而朝向使其得以可能的历史的先天。但是，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事实，任何一门科学及其真理都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另一方面，历史的先天却是一种理念化的成就，无疑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事实。因此，产生历史的先天的理念化反过来又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这二者之间应如何调解呢？（VI，363）
对此，胡塞尔诉诸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思义。在他看来，历史的先天不是一个超世界的观念领域，而是位于先验主体性自身反思的经验领域，亦即最终明见性的领域。考虑到那些经验的历史科学，他把历史的先天规定为由前科学的历史经验之可能性条件和经验的历史科学之可能性条件构成的全体，因为“一切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性的问题提法和指明，都已经以作为普遍的问题视域的历史为前提了”（VI，382）。然而，这种可通过回返最终明见性而被经验到的历史的先天是何种先天呢？对此，胡塞尔的回答是，它是进行最终构造的主体性的时间结构。这种主体性总在历史的当下将自身构造成时间性的东西，亦即“赫拉克利特之流”本身。在他看来，历史的世界视域总是作为蕴含在各个当下视域中的时间视域（Zeithorizont）被意识到，具有可揭示的本质结构。这是一种原则性的结构，一种从已显露的结构出发仍可更多地被摆明的结构（VI，378-380）。由于对具体的历史性的事实性的探究和规定都建基于这种作为原则性的结构的历史的先天，胡塞尔认为，一切真正的问题都只有诉诸历史的先天才能得到理解，它是“一切可设想的理解问题的普遍源泉”。显然，历史的先天“要求一种完全无条件的、超越一切历史事实性的明见性，真正绝然的明见性”，这与历史主义宣称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VI，381）。正是基于历史的先天的立场，胡塞尔甚至在探讨历史性问题的《危机》语境中也能尖锐地批评历史主义的悖谬性：“我们首先还不需要对历史主义提出的事实进行某种批判的考察，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关于它们的事实性的断言已经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了，如果这种断言应具有某种意义的话。”（VI，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