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1]是一种应符号化的运用而产生的图像。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初阶段，“符号和图像是一致的……文字最初也具有一种图示功能”[2]。理性的“自负”的产物就是形而上学的“图示”。早在古希腊哲学中，世界的本体问题就被赋予了首要的地位，“本体”的运动变化则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即必然性。对这种必然性的理解，在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的理解，一种是辩证逻辑的理解。这两种思路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阿多诺在分析这一过程的时候，把哲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联系了起来，以此来进行“对逻辑绝对性的批判”（Critique of Logical Absolution）[3]。在下文中，我们将立足于阿多诺（以及霍克海默）的启蒙理性批判来分析形而上学“图示”的特点。
一、目的与本原
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古代先哲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其意义是积极的——它标志着人们开始逐步打破对世界的神话或迷信的蒙昧理解方式，开始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世界，特别是自然界，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来总结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总结出其中的“规律”，从而开启了新的文明阶段的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对知识的追求成为人的一种权力，西蒙尼德的定位逐步被推翻——对于世界本原的探讨，是神独享的特权，人没有资格去追求就自身而言的科学。到了亚里士多德，“神”成了知识“权力”的研究对象——“神圣只有两层含义：或者它为神所有；或者对某种神圣东西的知识。只有这一科学（形而上学，作者注）才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神是宇宙万物各种原因的始点……一切科学都比它更为必要，但却没有一种科学比它更为高尚”[4]。于是，“神”从拟人化的偶像变为可以靠知识来把握的“第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