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天赋自由观所面临的困境，阿多诺把“经验”的差异性视角引入自由观中。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颠覆传统哲学对“自由原型”的幻想；第二，自由的基础不是“自由意志”，而是现实和意志的双重不自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唤起主体的反抗意识；第三，通过强调“客体的优先性”摆脱传统哲学中主体“同一”客体的状况，“一旦思想超越思想在抵抗中受到的束缚的限制，思想就有了自由”[1]。这预示着一种主客体之间进而主体间的“差异性”存在状态。
一、现实的“不自由”
从总体上看，阿多诺乃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多的是在给西方社会“诊脉”而不是“治疗”。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差异性的逻辑视野中，这种“诊断”得出了多重悲观的结果。首先，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观点一样，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否定的辩证法”并没有直接否认马克思所指出的西方社会生产中的剥削性社会关系，虽然阿多诺在绝大多数时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尽力避免直接触及这一问题。其次，在给现代资本主义会诊的过程中，阿多诺的方法不仅不同于马克思，而且也愈发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事者——卢卡奇。他不再立足于现实的“阶级”的社会群体划分方法，而是力图从思想文化上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问题”进行寻根究底式的剖析。再次，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苏联抱有或多或少的同情不同，阿多诺也对苏联保持着自觉的距离（这种态度与他对纳粹文化的反思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使他的政治立场更加模糊。最后，阿多诺通过“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这个世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在当时已有的解决模式中，无论是西方的模式还是苏联的模式，其现实性都是不自由的，前景都是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