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辩证法”乃至整个阿多诺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目标就是打破传统理性哲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主体性的虚构和对客体的统治，运用否定的逻辑或者说差异性的逻辑，以“主体—客体”这个概念作为中介，以求实现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的“自由交往”。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切谋求“同一性”价值标准的理论形态，阿多诺的逻辑是一种“冲撞”的逻辑：“主体的决定不是在因果链条中圆滑滚动的，毋宁说出现了一种冲撞。”[1]也就是说，在思想行为中以任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是正当意义上的思维的必要条件，而唯心主义的道德哲学却想方设法对此加以限制，决不肯承认这一点，在这种附加的限制性条件中，“自由的存在任由时间—空间的存在物所支配”[2]，重新回到了因果联系的怀抱。在此，“否定的辩证法”中的自由观的理论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面对不公正的社会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还在于它对其他自由观的批判中所蕴含的时代问题：如何定义自由？然后才是如何实现自由？
一、自由：一种可能性
从当下的理论意义来看，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我们分析“否定的辩证法”的自由观的时候，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对“普世主义”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在社会文化领域，甚至在政治领域，众多批评者在针砭时弊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预设某种普世价值，认为对这些“普世价值”的背离是造成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最终原因。“否定的辩证法”恰恰是从人类整体的思维方式层面，宣告了作为“同一性”表现的普世价值其实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狂妄幻想，它最终造成的结果（如果被实践的话）必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压迫，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蒙蔽。我们在很多时候把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从思维方式上看，它的确如“否定的辩证法”所分析的那样，起源于资产阶级兴起中的启蒙理性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普世价值”的思路推断下去，在这种理论预设中，现实的人的差异、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其实都被忽视了（这其实就是对人的无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和马克思所批评机械唯物主义者相类似：普世价值最终变得“敌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