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或发现语境）与辩护（或辩护语境）是科学哲学热议的一对重要范畴，O.莱曼在他编辑的《科学哲学基本观念从A到Z》[1]是这样定义这对范畴的：“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划分是由赖欣巴哈提出的，用以标识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和科学理论发现后的评价过程。发现语境属于心理学而辩护语境才属于科学哲学。”
J.史科尔和F.斯坦勒在他们的《重温发现和辩护：关于语境区分的历史和哲学审视》堪称这个领域最新研究的经典著述。该著述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区分发现语境和辩护语境的语境；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对这对范畴进行研究的先驱；第三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这对范畴的当代改进及应用。
一般以为，最先明确提出“发现的语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区分（或称DJ区分）[2]的英文著作是赖欣巴哈于1938年出版的《经验与预言》（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 ）一书。洛西（John Loose）的研究表明，DJ的区分可能出现于19世纪，赫歇尔（John Herschel）1830年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初探》就注意到了DJ区分，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提到了发现语境（科学研究是从观察与实验的结果得出归纳性概括的事业）和辩护语境（科学原理或理论只有在证据有利的支持归纳图式时才得到辩护）问题。波普尔在其《研究的逻辑》中将DJ区分追溯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权利问题（quid juris）与事实问题（quid facti）的区分。劳丹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对科学发现的解释十分盛行，培根（归纳法）、笛卡尔（原理的演绎）、波意耳（实验哲学）、洛克（经验论）、莱布尼兹（单子论）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都认为导致科学发现的方法是存在的，科学发现方法[3]与科学理论的验证方法是不同的。费格尔甚至将DJ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得，他指出即使DJ区分可能不是最恰当的，但是它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对科学发现过程进行心理的和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一回事，对概念结构和科学理论的检验提供逻辑重构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