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逻辑经验主义提出了可检验性等重要的科学规范，而科学史学家T.库恩则提出了科学革命这一重要范畴。我们的问题是，逻辑经验主义和库恩等后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这对范畴在思想史上有无根源。如果没有，那就是科学哲学的独创；如果有，那就必须将科学哲学放在思想史中去考察和定位。
从文献看，规范或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与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这对范畴未必是T.库恩第一个提出的，但却是库恩得以系统阐发的，并因而成为当代思想界的重要范畴。
就西方知识传统而论，毕达哥拉斯无疑是第一个建立科学规范的思想家，但亚里斯多德则是系统地构建古代科学规范的第一人，他的四因说和三段论都是这种思考的明证。整个中世纪，不论是新柏拉图主义还是新亚里斯多德主义，都在信守某些重要的科学规范如信仰与理性、上帝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等。
自孔德起，实证主义就十分注重科学规范问题。马赫思想的目的就是追求“统一科学”的，而逻辑经验主义则着力论证了“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或“可检验性”（testability）等十分重要的科学范畴，并引发了学界对科学理论与世界之间的“符合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以及科学理论内部的“贯通论”（Holism）等范畴的讨论。
关于科学规范（Scientific Norms）研究的重要文献主要是围绕R.墨顿命题展开的。N.斯戴尔（Nico Stehr）在《科学精神的修正在于区分科学的社会规范与认知规范》[1]中指出，应该在科学的社会规范和科学的认知规范之间做出区分，但这种区分可以导致诸多问题[2]。B.麦克法兰（Bruce Macfarlane）等人撰写的《公共性、普遍性和无私利性：重新审视墨顿科学规范的当代支持问题》[3]主要论述了墨顿的科学规范在当代条件下的各种歧义及其修正方案。A.M.范登（Andrea M.Verdan）等人撰写的《科学规范和伦理失范》[4]主要讨论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如何看待本专业的规范价值问题以及同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对传统价值的挑战。S.施贝雅玛（Sotaro Shibayama）在《企业精神和开放的科学之间的冲突以及科学规范的转换》[5]主要论述了大学中的科学家参与商业活动（university scientists have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大学与产业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技术转让（technology transfers）等对墨顿科学规范的消解与重建。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墨顿的科学规范依然有效，如M.S.安德森（Melissa S.Anderson）等人在《墨顿科学规范的延展：科学家对研究规范的信守》[6]认为，相对于“反规范”（counternorms）而言，科学家在重大决策中依然信守墨顿的科学规范。D.I.阿娜勒（Douglas I.Anele）的《科学规范冲突中的优先选择之争》[7]也持有类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