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革命这对重要的基本范畴源远流长，从古希腊一直延续到后现代，成为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学科必须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R.墨顿曾提出近代科学遵循四条规范：公有性（Communism或 Communalism）；（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Organised Scepticism）等，其实是对古希腊以来的科学传统的浓缩。
1962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在库恩看来，传统科学观特别是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不同的是，科学的发展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而是各种不同的科学“规范”通过相互竞争而进化的历史过程。对此S．富勒（Steve Fuller）撰写的《库恩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家》[1]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念或问题，如“对柏拉图的回顾”（The Pilgrimage from Plato），“对科学精神的执着”（Struggled for the Soul of Science），“将社会科学从激进的未来幻想拯救出来”（Saved Social Science from a Radical Future），“科学综合研究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Science Studies），等等。
但在规范与革命这对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上，20世纪的科学编史学有两个主要传统或学派：内史论（Internalism）或科学史的内史论者（Internalist History of Science）以及外史论（Externalism）或科学史的外史论者（Externalist History of Science）。J.A.舒斯特先生在其《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Scientific R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革命和进化等四对范畴来刻画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纲领。
我们以为，纵观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的思想关联便不难发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时而融合，时而冲突，时而又会出现新的融合。古希腊时期的科学与哲学都融合为自然哲学；中世纪则形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三位一体；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直指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哲学信念；近代则出现了经典力学与机械论的高度统一；现代的“分析传统”宣称“拒斥形而上学”，但又信奉种种经验论乃至原子论的哲学立场。问题是，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现象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是什么以及何以可能？这是科学哲学的编史学纲领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