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1]（C.P.Snow，1905～1980）在他51岁的时候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后世争论长达半世纪的文章《两种文化》。3年后他扩充了自己的思想，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从表面看，斯诺号召科学家应该读过莎士比亚，而文学家应该弄明白什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按照剑桥大学知识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Collini）的说法，斯诺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第一，发明了“两种文化”这个词汇或概念；第二，阐述了存在于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即所谓“斯诺命题”；第三，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斯诺命题”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两种文化”的冲突对科学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决定了科学哲学的思想构成和研究纲领，甚至左右了科学哲学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David Lamb在他所编辑的“New Horiz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一书中指出：“现在，我认为科学哲学应该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我还认为这样一种科学哲学，一方面不可能与科学断然分开；另一方面也不能与历史、心理学和社会学分开。总之，我想把以下的限制条件加到科学哲学的本性和范围中：它应该是批判的科学哲学。”[2]Sheila Jasnoff、Gerald E.Markle、James C.Petersen和Trevor Pinch等学者编辑的“Handboo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25年中，SST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日俱增……就本质而论，我认为这些激烈的冲突来自于哲学领域中的传统问题：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3]Gerard Delanty更明确地指出：“今后的哲学将不再是语言哲学对意识哲学的争论，批判理论对解释学的争论，理解对解释的争论，理论对实践的争论。今天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将在于澄清社会实在是否被社会科学所建构？社会科学用何种方法建构公众对话？科学在何种程度上是知识系统作为社会产物的一部分？科学的制度结构能否被民主所激化？建构主义和实在主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被区别开来，尽管二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