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上，思想史上有不同的理解和探索。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源自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最高判据就是尊崇知识、以理性为原则，其具体体现就是最高统治者应该熟知哲学，或哲学家（真正的智者）出任最高统治者。柏拉图因其上述主张被公认为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之远祖。欧洲中世纪，哲学和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Technocracy受到贬抑，甚至受到迫害。中世纪是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思想发展史中的最黑暗时期。但这并不否认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神学大师曾以“双重真理”的名分给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以一席之地;也并不否认像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和布鲁诺等思想家为了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的合法地位而上下求索。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像达·芬奇、蒙田、弗兰西斯·培根那样的“思想巨人”。他们高举“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用以批判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无视和对历史进步的窒息。达·芬奇一生都在为他的科学技术得到社会认可并付诸实施而奋斗，培根在他的晚年设想了一个以科技机构为中心、以智者为最高统治者的理想社会。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稍后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主义都包含着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思想。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或启蒙主义，都坚信人自身及其外在世界都是一架按照固定程序运转的机器。经验主义侧重于证明外部世界的机械性，理性主义侧重于证明主观世界的机械性，计算机和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大卫·休谟试图把人这架机器同外在世界这架大机器对接起来，他在《关于自然的对话》一书中确信自然界的创造者必定是一个工程师。洛克的《政府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在力图证明人类社会的理性本原和技术属性。理性革命带来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带来了政治革命。孔德、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都是这种政治革命的倡导者。电工技术革命之后，西方思想家继续追求技术社会的意义。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近年来的“知识社会”“创新型国家”等都是这种思潮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