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科学哲学坚持“科学与社会的二分法”，但后现代科学哲学认为，社会的/认知的二分法已经过时。认知的与社会的、技术的与相关于职业的、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区分，都在实验室中不断地变得模糊并被重新描绘。而且，在社会领域与技术或科学领域之间的交流本身也是科学商谈的一个主题：今天在社会领域中生产的知识论断可能就是明天技术上的科学发现，反之亦然。[1]
一、在数学与社会之间的都灵模式
P.厄尼斯特（Paul Ernest）在《社会建构主义作为数学哲学》（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235）中曾经提到所谓的都灵模式，P．都灵（Paul Dowling）以福柯等人的著作为基础，提供了一个数学实践的内涵丰富的模式。[2]他用知识的作用模式的方式将以社会为基础的数学实践区分为四个领域。其中包括生产，即数学知识被创造出来的语境；再语境化，即数学知识被选择出来并被转化为教育目的语境，例如教材文本的写作；再生产，即数学知识被学习者所接受的语境；运用，即数学知识被利用或在实践中被应用的语境。他还区分了数学知识在实践中的社会空间。其中包括学术空间，即高等教育机构；学校空间，即中小学等；工作空间，即经济活动；大众空间，即消费者和国民活动。[3]
对于都灵模式，我们查到了P.都灵的论文《数学的语境化：走向理论谱系》（The Contextualising of Mathematics：Towards a Theoretical Map ），该文载于M.哈里斯（M.Harris）编辑的《中学、数学和社会工作》（Schools，Mathematics and Work ，London;NY;Washington，D.C.，Falmer Press，1991）。但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这篇论文，但却找到了P.都灵的新著《数学教育的社会学：从数学难题到教材》（The Soci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Mathematical Myths，Pedagogic Texts，London;NY;Washington，D.C.：Falmer Press，1998）。这部著述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数学的难解之谜”（Mathematical Myths）；“从难解之谜到教材”（Juggling Pots and Texts）；“社会学和教育以及能力的生产”（Sociology，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Ability”）；“学校教科书分析：某些经验的先例”（The Analysis of School Texts：Some Empirical Antecedents）；“走向描述语言：某些理论的先例”（Towards a Language of Description：Some Theoretical Antecedents）；“建构的描述和社会活动的理论”（Constructive Description and Social Activity Theory）；“经验型教材的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Empirical Text）；“代数学的教材化”（The Textualizing of Algebra）；“教材生产的种类”（Genres of Production）；“教材的定型及其社会认可”（Setting and the Public Domain）；“对教师的质疑”（Interpellating the Teacher）；“传播与重建的平衡”（Disturbing and Re-establishing Equilibrium）。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P.都灵更加详细地论证了都灵模式的运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