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与社会问题上，不论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思想盲点。于是，经过后现代思想的提炼，STS应运而生。对此，本人曾经在《社会建构主义更多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转向STS”为题做过梳理，重复内容不再赘述。
一、文献的增补和重读
从文献看，当年的几篇著述依然具有相当的引证率，如《科学的综合研究读者》（Mario Biagiolli，1999）；《观念、机械和价值——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导论》（Stephen H.Cutcliffe，2000）[1]；《科学技术综合研究导论》（Sergio Sismondo，2004，2010）[2]；希拉·贾撤诺夫等编的《科学技术学手册》（由浙江大学盛晓明教授等翻译，北京理工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但遗漏的如下几部著述：如巴赫斯巴（Wenda K.Bauchspies）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种社会学研究》（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A Sociological Approach，Oxford，Blackwell Pub.，2006）[3]；S.雷斯蒂沃（Sal Restivo）主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百科全书》（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An Encyclopedia ，Oxford，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4]；Y.李（Yeung Chung Lee）撰写的《是科学-技术-社会还是技术-社会-科学？一种古代技术史的考察》（Science-Technology-Society or Technology-Society-Science？Insights from an Ancient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v.32 n.14，1927~1950，Sep.2010）[5]。
二、对思想历程的订正
在《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一书中，作者曾经概述了STS的发展历程，如希拉·贾撤诺夫等人在《科学技术手册》一书中，对社会建构主义转向STS划分了三个阶段[6]：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科学技术的多维视野。
与贾撤诺夫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了自然主义-“社会转向”-“社会转向后的更多转向”来解释STS的发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