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历史哲学远未像黑格尔历史哲学那样表现为一个依次递进、有机发展的逻辑系统，也未能像黑格尔那样通过一部完整的宏篇巨著去系统地阐明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哲学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考察世界历史范畴下的各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犹如远离德国文化艺术中心而艺术修养贫乏，但却仍然由于其天才洞悟和深刻见解而在美学上做出重大贡献一样，康德也没有因为像黑格尔那样谙熟世界历史，而影响其在历史哲学上的开拓性、创造性和基础性的贡献。康德以对现代世界之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和细心倾听，卓有见识地提出了思辨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从而为黑格尔构建体系雄伟、结构恢宏的历史哲学的大厦奠定了基础，并先行地书写了整个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伟大序篇。
1.自由与必然：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康德的历史哲学
康德指出：“我的理性，包括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所关心的，可概括在下述三个问题中：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做什么？3.我期望什么？”[1]第一个是关于纯理论的认识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纯实践的伦理学问题，第三个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宗教所要解决的问题。晚年康德在前三个问题之后又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他认为第四个问题应由人类学来回答。晚年康德出版的《实用人类学》一书虽然与历史观没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由自然科学而伦理学，由伦理学而越来越从各个层面具体地考察人作为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就包涵着关于人类历史的重要问题。[2]因此“德彼特（Frederick P.Van Depette）认为，目的论比理性在康德体系中更为重要，目的论才是康德哲学的原动力和关键点，目的论当然与人类学不可分。人的命运和道德才是目的，思辨理性不过是工具，所以人类学是整个康德哲学的真正基础”[3]。这实际上就是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而人的命运问题的关键就是人的自由。目的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表明了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历史趋向。但德彼特关于目的比理性更加重要的观点，有其必须加以限定的内涵和边界，即它仅仅是在从自然到人的过渡这一维度上说才有其意义。因为在实际上，康德哲学中的理性与自由从来就互为条件、相得益彰。正是理性法则的客观普遍性的力量，才开辟、奠基了保障人的尊严与自由得以健康前进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