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明，黑格尔历史哲学包含着理性—非理性的内在张力。而这一内在张力使黑格尔在强调理性的国家—法律秩序的同时，也自觉地通过非理性的力量和因素为感性生命、为生存权利、为资本利润，甚至为贪婪、本能和战争等容留了生存、发展和扩张的巨大空间，从而为世界历史保存了源于底蕴的最深刻的前进发展的生命力量。黑格尔把理性的观念和人类的热情作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把世界历史放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巨大张力和动力结构中加以历史地考察，是他探索现代世界的本性和秘密的极为重要的哲学尝试。而如果仅仅从非理性的角度来考察黑格尔哲学的特性，黑格尔与尼采的哲学气质和历史理念不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异曲同工之妙么？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探索和挖掘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间，那共同存在着的有着非理性主义倾向和特征的战争观？[29]
但黑格尔又毕竟与尼采有着重大差异。尼采从强力意志出发发挥了一种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而黑格尔则是以世界精神、世界理性主宰了人类的非理性的热情，在理性与热情之间保持了绝对必要的内在张力，并基于理性原则的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自觉劳作，而把人类的热情、欲望、利益、需要等非理性的冲动、力量与因素，纳入、扬弃、建构进由现代理性国家所规约的合理健康的法治秩序和文明轨道之中。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康德所说的普遍法治的国内公民状态和普遍法治的国家联盟的世界公民状态，黑格尔所说的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之统一的现代理性国家及其法律秩序，就成为发展现代人类文明所绝对不可缺少的理性的伦理性实体和制度框架，否则的话，人类就会陷入永无宁日的冲突、对抗以至相互残杀的血雨腥风和惨烈深渊之中。尽管尼采的强力意志哲学以极端典型的形态把人类本性中富有生机、进取、冲力、自强不息的一面作了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发挥，从而空前地展示了人类不断前进的强大的青春生机和生命活力，但人类必须生存在为理性主宰、规制的世界历史的现实大地上，生存在作为世界历史之最大成果的现代理性国家中，而不是生存在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描画的浪漫主义世界中。现代人类需要的是理性的政治法律秩序，是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都必须得到充分保障的普遍法治的现代政治秩序和文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