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同他们以前的青年黑格尔派朋友们展开广泛的争论。在《莱茵报》停刊前的最后一个月里，马克思已经不得不经常对“柏林自由人”不严肃的、极端而烦琐的杂文进行驳斥，因为这些文章很少提供报道和解释说明，而总是引起公众和新闻检查官的愤怒。在巴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他们的第一本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尽管恩格斯只写了开始的10页，看来马克思还是希望共同署名，由此向公众表达他们的紧密合作关系和共同的理论倾向。他们不久之后共同撰写的第二本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内容还要丰富得多。但这本著作直到1927年[1]才首次完整地公开发表。在这部著作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作为新的批判对象被加进来，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无助尝试，在影响大得多的法国著作家圣西门、傅立叶、卡贝、德萨米等人面前丢尽了脸，这充满讽刺意味。
阅读这两部著作中添饰有大量文学内容的论争也非常有趣。但对于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只有较少的一些章节有着较重要的意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仍然为蒲鲁东辩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对蒲鲁东的错误接受和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仍然是他驳斥青年黑格尔派主观的、激进的唯心主义的帮手。只是在论争时，马克思才偶尔涉及那些对其历史观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纲领变得日益重要的认识和论题。对布鲁诺·鲍威尔而言，历史的进步完全始于“批判的批判”；在这种批判的批判面前，“群众”（其中也包括工业无产阶级）表现为消极的、需要解救的、值得同情的和“麻木的”。相反，马克思则断定在工业无产阶级（首先是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能够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并由此去实现“人类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