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尽可能准确地说明马克思深切关注的主要问题和他的科学认识。因此，这里必然不考虑在多数情况下适应不同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而实现马克思所期盼的革命发展的各种尝试。无疑，马克思直到1883年逝世都在期待世界历史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社会和政治。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些，他一定能够把握已经开始的发展，并进行批判地分析。
1870年，马克思已经确信，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进步发展必须从英国开始，“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同时它还是”未来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1]。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现实弱点是英国工人阶级和爱尔兰工人阶级的民族分裂的后果。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这一点早在他在科隆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就已经可以看出了。1843年，他以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为例，强调指出了对此前任由穷人捡拾掉落在森林地上的枯枝这一许可的取消。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对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的无条件尊敬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早期保守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家对新思想进行道德谴责，回忆更美好的传统道德行为，而卡尔·马克思后来通过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推动的）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由于生产出一个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而造成人类的痛苦，但它同时以其巨大的动力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人类的痛苦和进步的经济改造的同时出现。对于这一辩证法，他在1853年6月25日的一篇报刊文章中以英国对印度斯坦社会统治的作用为例进行了特别详细地说明。在列举了英国在印度斯坦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无数破坏之后，马克思最后总结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这里以在印度进行的暴力追赶式的资本主义化为例所作出的描述，在马克思看来也完全适合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发展。即使在这里，自私自利的行为也充当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所谓的“原始积累”就是大量剥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者的财产。比方说，这些生产者在耕地变为大面积的牧场、小农生产受排挤的情况下，由农村人口大批变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被投入新兴的工业生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