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正是把现实性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以之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马克思才实现了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转换。从社会关系本体论出发，马克思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他的“物化”批判也就主要围绕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展开。这样，社会批判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就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
一、从“异化”到“物化”的逻辑进展
马克思将现代性的本质视为一种“物化”，这一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理论转变过程，即实现了从异化论到物化论的逻辑转换。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于现实性的社会关系取代了抽象的类本质，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按照广松涉的考察，马克思实现这一转变的界限大致上在1845年，这一界定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高度评价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回顾到：“当1845年春他（引者注：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这种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首先源于对黑格尔哲学本质的理解。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过其哲学的基本原则：“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4]这一原则将“精神”推向极致，即达到了一种无限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主—客体的统一。广松涉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站在‘主观—客观’模式的顶点”，“黑格尔哲学，纵然处在‘主观—客观’的圈子里，但是，它有着克服‘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的志向”[5]，并且通过将绝对精神视为实体—精神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这一志向。而黑格尔实现这一志向的机制就是“精神”的异化和复归。“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由于其所“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根本上依赖于黑格尔哲学的“异化”逻辑。针对鲍威尔所说的“‘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这些说法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