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现代性制度的考察，还是文化的考察，韦伯的现代性研究都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合理化是韦伯用以分析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基本维度，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其社会批判的基本架构。库尔珀指出：“在现代生活的这些领域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特殊变化：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具有了优先性。”[45]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萎缩，造成世界的“除魅”，现代社会生活的诸领域都表现为合理化的过程。不仅现代性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20世纪哲学呈现出了一个黯淡的“现实”，批判理论正是以这个现实为起点的。马丁·杰指出：“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式已失去了其活力之后，批判理论也仍然保持着重要性：它意外地适应了在其初创时期只是朦胧觉察到的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46]
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在考察韦伯现代性研究的两大部类——文化论和制度论之后，我们发现韦伯的现代性研究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在韦伯研究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范式转换，学者们在以合理化主题诠释韦伯思想这点上形成了某种共识。[47]
施路赫特是以合理化来诠释韦伯的代表性人物。他总结了合理性在韦伯思想中的三重意蕴：
首先，理性主义（引者注：合理性）意指一种通过计算来支配事物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乃是经验知识及技能的成果，可说是广义的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其次，理性主义意味着（思想层次上）意义关联的系统化，即把“意义目的”加以知性探讨和刻意升华的成果。这一份努力乃源自于文化人的“内心思索”：人们不但要求将“世界”当作一个充满意义的宇宙来把握，更必须表明自己对此“世界”的态度。这层含义下的理性主义可称为形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最后，理性主义也代表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生活态度。由于它乃是意义关联及利害关系制度化的结果，可称为实际的理性主义。[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