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其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他对现代性的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韦伯把现代性理解为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合理化过程，但他并未局限于表彰合理化的成就。他对现代性的后果充满忧虑，充分地意识到合理化的“吊诡”最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芬伯格指出：“韦伯拒斥了辩证法，没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尽管韦伯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偏见，但是他没有对形式合理性进行哲学批判；就像大部分现代社会理论一样，对韦伯来说，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特殊社会阶层的掌权最终只不过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副效应。”[71]
一、批判精神与价值中立
马克思的现代性研究中充满着批判精神。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确立起“新思潮”的优越性，他认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2]。马克思思想往往是通过论战的方式阐发，澄清错误主张，申明科学理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批判”来命名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精神绝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批判，而是改变社会现实的革命理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3]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4]。于是，他诉诸无产阶级，诉诸群众，其现代性批判以无产阶级推翻现代性生产关系为最终目的。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内核是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构成其现代性批判最深刻的哲学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