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是“机器和大工业”的时代，现代技术无疑成为一种“触目”的现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因素的论述。“在现代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的中介，这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1]即便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但他始终以各种方式活跃在技术批判理论之中，他对生产—技术的追问，为其后的技术批判理论家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赫勒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分享了十九世纪的宏伟幻觉，尤其是有关技术发展和掌握自然之不可限量且极其积极的潜能的宏伟幻觉，他能够较他的前辈和后来者们更加激进地拒绝现代性的现今阶段（资本主义）。”[2]韦伯的“现代性诊断”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已经包含了后来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因为技术在他那里就是形式合理性的核心内容。而在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家那里，现代技术的实质就是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可以视为韦伯工作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