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从存在论基础入手展开现代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他思考技术问题的基本框架，因而生产和技术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对生产—技术的追问中，马克思研究了现代生产过程。俞吾金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中，再也不能以无条件的、抽象的方式来谈论生产力以及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所谓绝对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了，而应该结合人类的总体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危机，对现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负面功能及历史作用的限度予以高度关注并做出具体的分析。”[3]
一、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
生产—技术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中处于何种地位？这源于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这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紧密关联。理解生产—技术的本质，必须将其安置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背景下。我们发现，生产—技术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样态。在实践哲学传统的流变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本质含义也发生着变迁。大致上，人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经历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培根的技术—功利范式与马克思的生产—艺术范式。[4]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奠定了生产—技术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形而上学》第六卷第一章按照不同的“存在”，对理论学科进行分类，更明确的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对理性灵魂各种能力的分析。有鉴于科学（episteme）、努斯（nous）和理论智慧（sophia）同属理论活动（theoria），因此从总体上看，亚里士多德是将人类活动分为理论或思辨、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而其德性则分别是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理论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即“永恒的”；而实践智慧和技艺的对象则都是“可变化的事物”。理论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关于永恒事物的绝对确定的知识，“是对于普遍的、必然的事物的一种解答”；而实践智慧则是一种不那么确定的知识，“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也要考虑具体的事实”，“尤其是需要后一种知识”，甚至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不知晓普遍的人有时比知晓的人在实践上做得更好”。因此说，实践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5]。亚里士多德还特意强调，实践并不是技艺，技艺也不是实践。实践是一种自身构成目的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则在活动之外。以此来论，理论与实践是同一类活动，而技艺则属于另外一类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目的在于自身之内，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而技艺的目的在于活动之外，所以不是自由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产—技术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因为技术或者“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或者“增加了人类的娱乐”[6]。由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残缺性和不自由性，所以它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技艺定位于低于理论和实践但高于经验的知识和智慧。[7]与之相应，城邦里的工匠的地位明显低于从事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自由人。当然，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古希腊生产劳动大都由奴隶承担，“财富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它们只带来‘私人享受’而已。当时人们也贱视劳动，视劳动与自由人的身份不相合”[8]。亚里士多德的技艺概念将一些门类的艺术活动也包括了进去，因为在希腊人看来，“雕塑家与木工并无不同”，“因为这两种生产都需要耗费体力，而这对于希腊人来说又总是被贬低的”[9]。其实，这种观念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例如，他把床区别为“自然之床”——理念或是相、“木工的产品”和“画家的产品”，分别有神、木匠和画家来“掌管”。[10]在亚里士多德伦理—行为范式中，生产—技术是低于实践的，是人类被迫从事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