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从合理化视角来反思技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韦伯看来，由于现代技术强化了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已经不再是灵魂拯救的工具，因而对技术导致的后果持悲观主义态度。在后来的技术批判理论家那里，现代技术的实质就是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技术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既然现代技术批判是以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起点，那么就可以视为韦伯工作的延续。
一、作为形式合理性的技术
技术批判乃是哲学家对已经凸显为“问题”的现代技术的自觉回应，而这一问题之所以能以“时代问题”的方式凸显出来，直接地要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架构。哈贝马斯分析了韦伯对合理化的考察：“韦伯最初只是从运用手段的角度考察了合理性。后来韦伯从目的行为中区分了两种合理化内涵，这个时候他才对合理性概念进行了甄别：不仅手段及其运用方式或多或少可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地帮助达到一定的目的；目的本身也或多或少可以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在具备一定的价值、手段和其他边界条件时，对目的的选择也可以具有客观正确性。”[57]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其本质就在于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和权衡，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其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手段和程序主要就是经验科学和技术。根据韦伯的“现代性诊断”，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减缩，不仅现代性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价值中立和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58]。哈贝马斯阐释了合理化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