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技术的态度基本上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方法，通过生产—技术的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可以说，技术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其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技术实际上是持一种悲观态度，这种态度通过卢卡奇的中介影响到了技术批判理论。
一、对技术的不同评价
马克思虽然意识到技术对人的损害，但他对技术基本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即便这种肯定是有所保留的。这样一来，马克思的技术观似乎是矛盾的：在一些人看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直接视为一种技术批判理论，马克思是技术批判的开创者；而在另一些人看来，马克思又是一个十足的技术决定论者或技术乐观主义者。马克思对技术的评价实际上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在他那里，技术批判的力量恰恰来源于自身的矛盾之中。技术虽然存在着局限，但有其未竟的潜能，通过一定的发展过程将会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马克思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他认为生产和艺术都是作为自由的活动的典范，技术始终构成实践活动的一种样式或样态，具有“审美—生命维持”的二重性。
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技术的批判，但他对技术实际上是持一种悲观态度。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的手段和程序主要就是经验科学和技术，世界的“除魅”其实就是作为形式合理性的工具理性的拓展，其结果造成现代技术的统治。然而，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最终会完全取代实质合理性，现代技术的统治并不能抹煞价值世界的意义，合理化有其必然的限度。韦伯的本意是努力地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评价，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划定必然的界限，但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一直试图冲破这种二元的划分，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建立起技术的独断性统治，这使得形式合理性成为合理化的唯一尺度，为此，他对技术的后果充满忧虑。这种技术观根植于韦伯对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他认为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工具理性，其目的在活动之外，因而并不是自由的活动，就其与活动目的的分离而言，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范式中技术的地位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