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往往都归结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从合理化的视角来反思，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技术的实质就是形式合理性，技术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以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起点，可以视为韦伯思想的延续。正是由于韦伯的影响，技术批判得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扩展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诸领域之中，从现代性批判的一般性视角，上升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
一、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技术批判是对作为“时代问题”的技术之理论回应，而这一问题之呈现直接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涉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事实的判断，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过程的可计算性，其本质是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与权衡，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实质合理性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其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的实现离不开技术。根据韦伯的“现代性诊断”，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萎缩。在现代社会里，不仅经济活动是一种精确的计算行为，社会劳动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官僚制、甚至思想文化领域的意义丧失都是合理化的结果。正所谓，“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