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于晓、陈维刚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30多年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该书引发的热潮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陆学术史上少有望其项背者。无独有偶，日本、韩国、港台地区韦伯研究界所关注的重点也是现代化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精神动因所进行的深刻分析，其所揭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所具有的“选择的亲和性”，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当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现代性的兴起，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现代性观念备受质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对“韦伯命题”的重审、反思与重构，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一、“韦伯命题”的双重含义
在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脉络可谓源远流长，其发生肇始于启蒙运动。现代性的概念十分复杂，在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被视为一种理性化、体系化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哈贝马斯），或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气质”（福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科学革命的进行，个体的理性和主体性意识得以自觉，社会文化从中世纪的神学笼罩下解放出来并且世俗化，个体自由、社会平等、科学至上等价值观念逐步成为主导话语。[60]哈贝马斯在其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对“现代性”问题的发生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基本囊括了17至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精英，其中就包括马克斯·韦伯。
韦伯与马克思、涂尔干并称为经典社会理论的三大创始人，他确立了理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传统。他对宗教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社会哲学等多个领域作出的贡献，对20世纪的整个西方学术界影响深远。如果要从他的著述和手稿中抽绎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合理化。韦伯将合理化视为现代性的核心，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多层面的。哈贝马斯借用西方社会学自帕森斯以来普遍通行的“社会—文化—个人”的模式，对韦伯所讲的合理化概念进行了分析：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经济行为的可计算性和政治行为的制度化，韦伯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技术化的经营管理和国家机构中的科层制度；在文化层面，宗教神学的世界图景被世俗的、科学的世界观所取代，韦伯称之为“世界观的祛魅”，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是社会整合的权威类型的转变；在个人层面，伦理价值观的转变，由强调动机的信念伦理转变为注重后果的责任伦理，在基督教传统中，经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徒将禁欲主义入世精神和天职观转化为一种社会行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源。[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