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本体论立场的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所产生的——一度是决定性的——影响，是非常确凿和清晰可见的。费尔巴哈由感性对象性原理而达成的关于“现实的人”的本体论思想，在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中，得到了明确的响应和坚决的贯彻，从而彻底取代了《博士论文》把人的自我意识理解为最高神性的本体论立场。这意味着马克思在哲学上进入到“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之中。如果说马克思这一本体论上的改弦更张在《德法年鉴》时期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决定性转折的思想准备则酝酿于《莱茵报》时期，并特别地取决于这一时期的两大思想史事件，即（1）与“自由人”的决裂；（2）令人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
一、与“自由人”的决裂
1842年1月，马克思以他的卓越驳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开始了政治活动生涯。大体说来，以此作为开端，马克思由哲学批判转向社会政治批判，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他写了评书报检査令的文章以后，他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而不再到《轶文集》上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1]然而尽管如此，我们更感兴趣、同时对于我们的主题来说更重要的，仍然是这种社会政治批判的哲学立场，特别是这种哲学立场的本体论基础。
毫无疑问，《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政论是依照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撰写的。但是，如果以此为根据而断言，马克思当时只是康德—费希特派，那么，这个断言就是不完整的，在哲学上尤其片面。只要仔细考察一下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论文，就不难发现，黑格尔的“因素”决不是在削弱，相反倒是在加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开展的社会政治批判，至少在哲学立场上，是此前的批判原则（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概念中）和现实性要求（主要体现在特殊地保持黑格尔的“思有同一”原则）之合乎逻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