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在这里似乎无意于立即深入到本体论的基础中去开掘问题，而是把对辩证法的遗忘或否弃直接揭示为屈从于现代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亦即屈从于以知性科学及其方法作为范式与导引的经验实证主义。但是，正像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一样，这样两种方法——即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与革命的辩证方法——本身是对立的。卢卡奇牢牢地抓住了这一对立，并使之成为攻击“庸俗马克思主义”之阐释定向的主要路径。这一对立特别地表现为“事实”的历史性质与实践性质是否被清楚地意识到并且被充分地把握住。就前者而言，革命的辩证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并因而不断地指证“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亦即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与此相反，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甚至排除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所谓“科学的精确性”理想乃以各种因素始终不变为前提，正像伽利略在现代的开端之际就已指出的方法论要求那样。[31]
就后者而言，亦即就“事实”的实践性质而言，则对立表现为：“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32]很显然，就这一点而言，卢卡奇是正确的——他正确地要求把事物、对象、事实等当作历史的东西、当作“实践”来理解；至于这种要求深入到何种程度，并且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其正确性，我们将在下面讨论。无论如何，正当普列汉诺夫们在“基础”方面通过费尔巴哈的定向而热衷于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方向，并且无批判地执迷于“科学的精确性”时，卢卡奇直截了当地以革命的辩证法的名义对经验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并要求在历史中检审“事实”在何时产生出“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