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出发，马克思重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指责：“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46]“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47]“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48]
超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地方在于，马克思此时已经明确了“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的想法：“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像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49]
在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之后，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指出：施特劳斯和鲍威尔都只是分别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即斯宾诺莎主义的实体和费希特主义的自我意识，因此都是对黑格尔体系的歪曲，并最终无法构成对黑格尔体系的真正突破。他因此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50]
很明显，这里有着对费尔巴哈的过高评价和迷信。但就是在这里，也有着与费尔巴哈的明显不同：费尔巴哈理解的作为“现实的人”的基础的“自然”是作为一切存在物之总和的自然，马克思理解的作为“现实的人”的基础的自然却不仅是作为一切存在物之总和的自然，更是作为人的活动环境的自然。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强调感性原则，强调感觉和欲望，竭力证明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并不可避免地为自然对象所制约。马克思赞同这个观点，但认为自然不仅是存在物之总和，更是人类活动的环境，人所需要的对象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劳动的产物。这在下面这段话中有着明确的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