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哲学研究的对象，使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研究成为哲学的中心内容，从而实现世界观的根本性革命。因为在对人的存在之历史性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基础性问题，也必须从生成论的视角进行阐释。
（一）历史的起源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的起源问题并不能从传统的本体论的视角去理解。因为传统的本体论在阐述世界的起源问题时是在构成的意义上去使用“本体”这一概念的，即认为世界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单位构成的，然后通过一种无限的还原和追溯的方式，去探寻世界的起源和基础。这实质上是通过一系列的抽象过程，把现实的世界最终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世界存在的基础。尽管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那里表现为一些具体的存在物，如水、火、土、气等，但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则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对于这种抽象的还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时指出，“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各种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基于感觉的理智辨别出苹果不同于梨，梨不同于扁桃，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说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重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1]也就是说，抽象的思辨获得的概念本身是非现实的，自然也无法说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为从这一抽象的概念出发，必然陷入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不外是‘一般实体’、‘一般果实’，那末，试问，这个‘一般果实’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呢？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一般实体’、关于‘一般果实’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而且对‘一般果实’本身，对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一般果实’让自己像苹果一般存在，在梨中就让自己像梨一般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根据我们从实体观念得出的看法再说梨是‘果实’，苹果是‘果实’，扁桃是‘果实’；相反地应该说‘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是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这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2]。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作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人用抽象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即把实体了解为主体。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如果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历史，那么历史进程中任何人的因素都会被抽象掉，从而使历史这一现实的人的生成过程或者变为纯粹客观的、与人无涉的东西，或者变为绝对精神的运动。而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因而必须从人的本身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