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是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因为所谓历史无非就是人类生存过程的时间上的延续。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基本的东西，就需要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的第一个历史事实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生活资料的劳动。历史的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家庭，家庭本来是满足人自身的生产的一种社会形式，最初也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而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而语言和意识，也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基本前提的时候，处处都提到“需要”，不仅如此，他还处处都把“需要”当作是一种原动力，一种始因，用以来解释人们的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把需要当作是一种经验的事实来对待的，所谓经验的事实，就是某种人人都能感知的无须争辩的事实。马克思把人的肉体需要看作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在一些地方他甚至认为这种自然的需要是人和动物共有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语句：“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很显然，马克思在强调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式的活动相区别的同时，也包含了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相区别的意思。严格说来，讲动物的“需要”和“生产”，只是一种方便的拟人化的说法。后来恩格斯就讲道：“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3]马克思也说过，“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4]动物没有把自身与自身需要的对象区别开来，对象对动物来说就不是它的对象，需要也就不作为需要而存在。只有人才区分了自身的需要和需要的对象，只有人的需要才是原本意义的或严格意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