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人学的根本特点，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研究具体的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用现实的、具体的人及其历史的科学来代替对于抽象的人的空洞议论。在马克思看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人是不同的。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划分为阶级的，人性是带有阶级性的。在谈到工人和资本家时，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1]在谈到黑人时，马克思强调：“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2]
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对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系统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我们都是人”，不要分什么资产者或无产者，那么，“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3]又说，用“全人类”、“人道”等华丽的词句来解释历史，“这只会使一切实际问题变成虚幻的词句”[4]。这种宣传“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的意志颓废”[5]。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分析1848年的革命进程时，马克思认为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人民群众听信“博爱”的甜言蜜语。1871年他剖析了巴黎公社的错误，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6]。
是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马克思创立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程中，他不时地提出这个问题。1880年，他在一篇关于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书评中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瓦格纳在他的教科书中离开社会生产抽象地谈论人、需要和价值，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