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因问题上，一向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外因说，一种是内因说。早在马克思在世的时代，对于人类最古老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解体的考察，就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当时的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和美国学者摩尔根都对原始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给予了具体深入地分析，不同的是，柯瓦列夫斯基强调外部的因素对传统社会基础的破坏作用，强调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制度的输入对氏族公社的瓦解作用，据此断定氏族公社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摩尔根则强调公社内部生存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进步推动了财产差别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产生，从而造成文明社会对原始社会的取代。这两种思路在对现代社会研究中也得到了强烈地反应。像西方现代化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因论，它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是“现代—传统”，对于许多落后国家迟迟未能突破传统的界限而进入现代的原因，该论的解释是，这些社会自身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与发展；要克服这种障碍步入现代化进程，唯一的出路是变革这种制度与文化，向西方看齐。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反，依附论所持的观点则是一种外因论，它所使用的理论框架是“中心—边陲”，认为“边陲”国家的不发达正是由“中心”围家的掠夺、控制造成的，因而“边陲”国家现代化的出路，就在于与“中心”国家“脱钩”。这两种思路都试图解释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问题，但囿于方法论的局限，最终得出的结论均是片面的。
马克思分析的特色，就在于突破了这种内因与外因截然对立的模式，走向新的综合。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既不是单纯内部条件作用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外部条件作用的结果，而是内外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对此，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世界历史”的观点。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世界整体而单独生存，也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能够脱离国际环境而孤立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国际分工的发展，把各个国家、民族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致各个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情形。马克思对此有过一段很好的描述：“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34]这就是说，在生产、交换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内部的条件，而且依赖于周围的外部条件。要想封闭起来走向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所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状态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各民族的内部条件与国际外部条件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