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性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因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酿成了今天特有的现代性困境或危机。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与危机？众多学派和学者都予以批判性地检视，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案。像活跃在20世纪西方哲坛上的主要流派，包括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舍勒的价值现象学，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以至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等，都是现代性的主要批判者，都对现代性危机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意见。在这些意见中，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吉登斯和罗尔斯等现代主义思想家等提出的修正批判。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他认为现代性的事业未竟，需要通过克服其缺陷来继续加以推进，因而反对全盘否定理性的做法，主张在揭露和认识“主体中心理性”错误实质之后，从原来的“意识哲学”范式中解放出来，来实现一种新的范式的转换，即用“交往理性”来作为现代性重构的理论基础。吉登斯把突出“自反性”（reflectivity）作为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认为现在谈论现代性的终结还为时过早，因为在当代社会中，现代化的土壤依然存在，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31]，用“自反的现代性”和“自反的现代化”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和“简单的现代化”。罗尔斯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提出一种“公共理性”来补充传统的个人理性观念，并作为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具有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所组成的多元社会，社会成员由于其所信奉各自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而产生了深刻的分化，要使这样的多元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必须在公民中实现一种“重叠共识”，即对基本的社会正义理念达到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形成的基础就是“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