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基于反思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提出了以超越物化、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争夺文化领导权为主要内涵的文化革命和意识革命构想,并由此开启了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范式。这一文化批判理论的主线在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发展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一文化反思贯穿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社会的众多领域,以独特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一、意识革命与文化领导权理论
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列宁的文化理论观点存在一致性,那就是提升了文化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文化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建树,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何以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而展开的。他们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反思和分析,通过对历史和现实条件的深刻把握,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作为理论基点,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走向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理论主要是为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学理层面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秉承了马克思哲学对文化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多维作用的理解,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基调,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文化观。在革命战略中提升了意识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因此,1918—1923年,德国、匈牙利、波兰、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相继组建了共产党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虽然1918—1923年的欧洲革命性质颇为复杂、多样,包含着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浪潮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建立了多个无产阶级政权,而且为推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付出了巨大努力,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虽然欧洲各国革命的声势浩大并一度取得了胜利的果实,但是最终却因为被镇压、干涉或遭遇分裂叛乱而纷纷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