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直接探讨文化问题的著述，没有关于“文化”概念的专门定义，也没有关于文化本质、文化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系统表述。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中，文化与人的实践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特性紧密关联。具体说来，文化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活动中介的有机统一体。文化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通过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体系内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反思。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他们的新哲学与德国哲学的差别时强调，无论对于历史的分析还是对现实的批判都围绕着现实的人而展开，“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的全景批判以及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本质上就是重新审视现实人的存在和发展，力求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觉的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行审视和批判的，从而实现了唯物史观的价值回归。
一、理性的文化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的理解，深受18世纪、19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唯物史观中也渗透着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构。他们从两个层面对文化进行了阐释。首先，从狭义的层面上而言，文化被界定为“时代精神”、“文明活的灵魂”，它的表现形式是知识、精神生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文化观等。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更多的意义上是把文化的概念等同于文明。文化泛指人类文明，把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形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