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著述在总体上无疑都维护和扩展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实际上，成熟时期的恩格斯比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更加关注具体意识形态概念。然而与马克思后期著述（即马克思在后来的著述中不再具体关注哲学分析，而是将关注点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不同的是，恩格斯继续回到德国观念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即便是在马克思去世后，亦是如此。但恩格斯晚年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述基本与早年保持在相同的框架之中，也没有试图就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之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现象的意义作进一步的阐述。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就是恩格斯试图全面再访《德意志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个代表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1]。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恩格斯重新考察这个未刊稿的旧问题，因此，在不同的“再访”中，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公式相关的许多话题被重新提及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恩格斯就是这样来对待杜林的，即他批评杜林的经验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批判杜林的过程中，恩格斯指出：“不能把思维称作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成为‘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那种意识形态里。”[2]杜林的哲学之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乃因其从概念出发来推导现实。“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因此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或先验的方法。[3]意识形态的“颠倒”在这里再次出现，但这一次是与杜林构建普遍的道德和司法相关联。在恩格斯看来，“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歪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离）、头足倒置的映象，正如在凹面镜上的映象一样”[4]。杜林之所以是一个“意识形态家”是因为他“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他必须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用不合理的幻想、玄想（ideologise）”来填补自己体系中的裂缝。[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