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重大缺席，或许对于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诞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本身却无法用来解释肯定性意识形态观的诞生。对中性意识形态概念演化的任何一种解释，都必须超越纯粹思辨的领域。毕竟，我们不能忘了，理论反思必然是受政治斗争影响的，也是受经济生产形式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根源，不能用纯粹否定（在“无”的意义上）或偶然性来解释，也不能仅仅在理论演化的内部逻辑中得到合理解释。的确，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固然不能简单地还原成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但它们却一定是与这些过程相关的，而且是以后者为条件的。19世纪最后十年见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关键性变革，也即出现了垄断的、帝国主义扩张。新的政治气候催生了工人运动和政党建设，特别是在中欧。
佩里·安德森已正确指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地理轴心从东欧转向中欧的时代”，与此相应的是“东欧的民众反对古代社会的反抗活动”。在安德森看来，这一要素“为新理论形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其直接基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政党组织的建立”[1]。这对我们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化，以及解释列宁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至关重要。的确，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伯恩施坦那里，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性内涵已经出现，但只是到了列宁这里，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才得以广泛传播。毫无疑问，列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的最令人信服和最强有力的创始人。当然，这可部分地解释为列宁所身处的历史条件所致。列宁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政治矛盾的国家，所以他必须创造“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政权的斗争所需要的思想和方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