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概念从一种否定性内涵向肯定性内涵的转变，是经由列宁之手而得以全部完成的，并在卢卡奇这里得到了确认。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则是2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席卷东欧的新的革命浪潮。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却没有能够在其他地方如法再现。于是西欧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阶级斗争低潮时代。同样，这一历史变革也在意识形态概念的创新发展中有所体现。不过这一次所发生的不是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根本性替换，而是对其相关性的深度挖掘，其目的则旨在探索维护或推翻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一探索工作最初是由卢卡奇开启的。他赋予意识形态之于革命的重要性，显然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路径的开启，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要试图弥补革命客观条件的不足。然而，在这些新困难条件下对意识形态概念探索最完备、最富见地的还要算是葛兰西。经过他的努力，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收获了其最富有创意的成果。
一开始，葛兰西就比列宁和卢卡奇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概念本身。列宁和卢卡奇尽管抱持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观，但他们却没有试图将它作为一个概念来加以界定，葛兰西则对这个定义思考良多，尽管他也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但他却很好地意识到了自己有意予以反对的否定性概念的存在。在葛兰西的努力下，肯定性内涵和否定性内涵之间的转换成了一个自觉的问题、一个理论探讨的对象。葛兰西指出：
我认为，在对意识形态进行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错误要素，这个错误要素产生于下列事实（这决非偶然），即把一个特定结构的必然的上层建筑，以及特定个人的随意的苦思冥想都称做意识形态。这个词语的糟糕的意义已经传播开来，结果是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论分析被改变了、变质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