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层建筑想象似乎面对的是一个有限的选择。由于“固定”了社会各层面，它就只能要么提出对各个层面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多元论的理解（这会导致功能主义）；要么就是主张一种机械因果论，即认为某一层面是原因，其他层面则是结果（这会导致还原论）。然而，马克思主义传统已拒绝了这一过于狭隘的选择，致力于找到一个既保留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模式又能避免走向上述两个极端的解决方案。这一努力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有人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认为这可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而不适用于封建主义或古典古代社会（在后者这里，天主教占据至高位置），针对上述反对意见，马克思回应说：“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并进一步指出，“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1]。
这一回应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但似乎是要说基础的决定性可与上层建筑中的某一层面相兼容，而且的确也是后者的原因，因为后者会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发挥空前的重要作用。换言之，经济的决定作用将不仅是压制上层建筑的效应，也是其效应成为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方面的条件。结构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和普兰查斯还在这段话中找到了区分某一社会形式的“决定层面”和“控制层面”的合法性依据，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还原论和多元互动主义的极端了。这一区分认为，尽管经济总是最后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控制性因素。经济有可能会决定其他具有控制性力量的社会层面（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才既具有决定性又具有控制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