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发现，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有必要区分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前者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在现实中解决产生具体意识形态形式的社会矛盾而得以实现。然而，马克思又认为，人类只会给自己提出他们在理论中已完全把握到的任务，而有待完整提出的理论问题则包括：是否能建设一个消灭所有矛盾的新社会，以及废除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等。丹尼尔·贝尔认为，实际上马克思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都力求赢得群众对新社会的支持，但却并没有充分构思未来社会的轮廓及其问题。在贝尔看来，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怀着对于‘革命之后的日子’的启示性信念，理性将使它的预言在历史中得到兑现，意思是一切社会都会公正”[1]。贝尔强烈批判了马克思相信意识形态有终结的可能性。而他自己则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宣称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终结只发生在未来，而贝尔的观点则是：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走向终结。可由于他们秉承的是十分不同的意识形态观，所以各自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贝尔乐得承认他的意识形态观主要适用于出现在19世纪的左翼思想[2]，所以他的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19世纪意识形态的衰落”即那种“断定它们的世界观就是真理”的思想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衰落”[3]。不过与其说贝尔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想力量，毋宁说他更多强调的是作为**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它是可把人们的精力疏导到政治行动中去的“情绪龙头”这一事实。正如他所指出的，“通过强调必然性，通过调动追随者的**，19世纪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可以同宗教分庭抗礼”[4]。在贝尔那里，意识形态终结指的是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其情绪感召力及其劝说力；而在马克思这里却相反，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认知的方面而不是它的**，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考察也不是从感召力的丧失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立足于对产生意识形态的矛盾的解决作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