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开始于1845年，代表性著述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为《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提纲》的主要思想在《形态》的第一章中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后者中，马克思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完整说明，也第一次引入了意识形态概念。这两个“第一次”已足以使该部著述凸显其重要性。但对于很多论者来说，这并非一件显见的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形态》依然存在着很多缺陷，他们中有人（如戈德曼[1]）还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判断来对该部著述提出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在著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宣布“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恩格斯在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前言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之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3]正如戈德曼所指出的，1888年的恩格斯如果发现了手稿的真正旨趣，他完全可以将之付印。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一态度贬低了《形态》的地位，致使其被遗忘了四十多年。
还有论者（如埃彻维拉）走得更远，认为《形态》是一个在概念上存在问题的文本，因为它尚缺乏三个关键性概念，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和劳动力。而且，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也缺乏历史分析，而恰是这一具体分析对于解释意识形态现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阻碍了马克思采用更恰当的方式来解决相关问题。[4]就意识形态概念本身来说，麦卡尼指出了《形态》的争议点，即认为它“应该被视为主要是一部‘理论性’著述，而非‘文化史的章节’。因此，不得不‘认为这不是一部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说明’的著述，实际上它‘也没能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5]。麦弗姆继而也抓住了马克思的照相机比喻以揭示其不足：在他看来，这个比喻意味着“所有的思想都是对现实之‘物’的歪曲再现”，而由于颠倒了现实之物，“再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纯粹的虚幻’……和‘纯粹的附带现象’”[6]。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意识形态理论应该在《资本论》中寻找而非在《形态》中。这一立场应和了阿尔都塞的观点，即在阿尔都塞看来，《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实证主义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这里，“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纯粹的虚幻、纯粹的梦想，也即无。它所有的现实性都外在于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