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阶段，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始于1858年的《大纲》写作，结束于《资本论》。列斐伏尔和施密特以及新近的埃彻维拉都已揭示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再次阅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深受其影响。[1]这一影响尤其表现在对“现实”的两个层面的区分上，即区分出作为表象或现象形式层面的现实，与作为真正的关系或本质层面的现实。这一区分对于马克思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征至关重要。在其早期阶段，马克思已经得出一般性结论，认为人类再生产活动使得物质条件反过来控制了人本身，因而就有必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来改变这一状况。在这一新阶段，马克思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条件的具体形式。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观念只能在与物质实践的关系中得到理解。但这只是一个尚需进一步具体化的一般性陈述。通过仔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物质活动并不简单，在其总体性上，它们并不是其所展示的那个样子。正是在这里，对于“现实”的黑格尔式的二维区分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使得马克思得以区分出资本主义物质活动的两个领域——循环或交换领域，与生产领域。
原先的原则也即观念必须在实践中得到解释，如今被放在更复杂的背景中加以继续考察，因为在这个新背景中，实践的真正属性看起来似乎被表象掩盖了。因此对于思想和实践之关系的考察，就必须要考虑实践本身的双重属性。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如果观念歪曲或“颠倒”了现实，那是因为现实本身就是颠倒的。这被视为直接关系。通过后一阶段，马克思进而认为对于关系的这一认识（表现为一种观念或思想）本身已是被中介过的更加复杂的结果，中介物就是由表象所构成的“现实”。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颠倒”，也即死劳动控制活劳动这一事实，“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2]。所以意识形态掩盖了矛盾关系的本质——不仅通过在意识中颠倒业已颠倒了的现实，而且也是因为它所立足于其上的现实领域本身就掩盖（实际上是颠倒）了其与本质的关系。这一作为现象形式的“现实”领域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和竞争所构成的。商品循环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表象层面，它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交换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的明显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