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以前的18世纪曾是法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对现实生活的强调和对理性的倡导造就了当时法国哲学的辉煌。这种辉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以理性为旗号的近代哲学的辉煌。马克思对18世纪法国哲学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了它的唯物主义和启蒙主义在政治和哲学上的革命性和进步性：“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1]那些推动18世纪法国革命的政治家，例如，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Maxinmili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等人，大都是18世纪唯物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所发动的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正是通过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来保障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排除以封建专制和违背理性为特征的现存社会的各种弊端。
18世纪末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得到了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当时法国所谓第三等级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其他各国的进步人士的高度赞赏。他们认为，这一革命不仅使法国社会摆脱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自由的希望，甚至被认为是对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就已孕育着的社会和人的发展的理想的肯定。托马斯·潘恩等美国启蒙思想家甚至还参与了这一革命。
法国大革命从整体上说，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变更，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一革命并不彻底。法国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广大第三等级而和封建贵族妥协，激进的雅各宾派在取得政权后随即又被推翻，后来甚至还出现了路易·波拿巴的封建的反革命复辟，以致法国同当时欧洲其他各国一样重新为封建贵族所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1815年开始，“各国的反革命都掌握了政权。从伦敦到那不勒斯，从里斯本到圣彼得堡，各国的内阁都由封建贵族统治着”[2]。因此，尽管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不会因封建势力反扑和复辟活动而失去其划时代的意义，但这一革命并没有达到它的推动者的直接目标，更没有实现理性派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