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不仅是美国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美国整个思想史上最受肯定的学者之一。他不仅是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也是杰出的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对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心理学、计量学、大地测量学、药物学、科学史等各门自然科学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人类学、数理经济学等人文和社会科学也都有很高造诣。美国著名的皮尔士研究学者费希（Max H.Fisch）在发表于皮尔士网站的一篇文章中谈道：“美国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有原创性、最为博学的人是谁？无疑是查尔士·皮尔士。因为任何其次的人物都与他相距很远，以致不值一提。”[1]
皮尔士被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詹姆士于1898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所做《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的讲演中首次正式将“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引入文献，他在其中讲到“皮尔士原则”和皮尔士的“实际主义和实用主义原则”[2]，并说这是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剑桥、即设在哈佛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听皮尔士阐述的。不过皮尔士直至1902年给鲍德温（Baldwin）的《心理学哲学辞典》撰写的《实用主义》条目时才使用Pragmatism这个词。杜威1916年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一文中谈道，实用主义的“名称和观念都是由皮尔士先生所提供的”[3]。皮尔士在哲学上的建树不只是提出实用主义，他对关系逻辑、符号学、真理和意义等问题的研究使他受到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语言分析哲学家、实在论者，甚至现象学家的重视，被当作他们的理论先驱。
但皮尔士又是一位因存在种种思想矛盾而引起争议的人物。批判和超越笛卡尔以来的西方体系哲学、建立以实践和过程为核心的哲学是他的思想的主旋律，但他早就企图建立一个统一各门学科的广泛的理论体系（尽管他未能完成）；他接受了康德先验论的某些思想，却又竭力批判康德的不彻底性；在逻辑学上他既接受和发展了布尔（G.Boole）和德摩根（A.De Morgen）等人开创的符号逻辑，把逻辑学当作关于符号之间的联系的纯形式科学，又接受了经验派哲学家的心理主义逻辑及康德的先验逻辑；他既提出不要使科学服从信念，而只服从实验，又承认宗教高于科学。加拿大哲学家高治就皮尔士的这种思想矛盾指出，在皮尔士著作中“提出的见解很难彼此调和。许多地方对于同一对象提出了相互对立的观点。例如……科学方法被宣布是确定信念的唯一可靠的方法。然而感觉又是伦理学、宗教和实际生活的最后权威。又如他肯定哲学是以观察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如果其概念不是根据其实验结果来确定，就没有意义。然而皮尔士在其形而上学中又得出了不以观察为根据、而只用观察这个词进行思辨的结论”[4]。皮尔士的诸如此类的思想矛盾，正是他作为处于西方哲学转型期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必然存在的新旧思想矛盾的表现。当时许多西方哲学家（例如尼采）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种矛盾。皮尔士哲学的主要意义正在于他在超越旧的哲学思维模式的界限、建立符合现代时代精神的新哲学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