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家中，皮尔士研究得最多、受到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康德，他提出实用主义思想正是受到康德的启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意见、知识和信仰（信念）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们一般是根据其知识来行动，但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获得真正的知识，而问题又比较重要，不能依据意见来解决，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确定信念。例如，医生对病势危殆的病人必须作出处置，但又不知其究竟患何病，这时他就依据症状作出某种诊断，并把它当作仿佛就是正确的诊断，据此进行治疗。康德把这种构成一定行动的实际使用方策的偶然信念称为实用的（pragmatisch）信念。[6]这种信念的正确性的标准只有一个：治疗上的实际成功。在此康德所谓“实用”与“经验”和“实验”同义。康德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实用的”和“实践的”（praktisch）二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指技巧和技术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经验，需要行动和实践检验；后者指先验的道德律。人们不依赖任何实验和行动就能对之表示确信，或者说，它无关于试验的类型是否能够获得坚实的基础。皮尔士不赞同康德分裂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他的“新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它肯定在理性认识和人类目的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但皮尔士却从康德关于“实用的信念”以及“实用”和“实践”的区别得到启发。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超越传统体系哲学界限的实践哲学，但他拒绝称其为“实践主义”（practicism或practicalism），而宁肯称其为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
皮尔士的实效主义与康德关于实用的思想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重要区别。康德尽管提出了“实用的信念”等观点，他对经验、实验等的解释以及他的整个认识理论也都局限于现象范围，否定了人的经验和知识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但康德在肯定先验意识活动的能动作用时并没有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及其对经验的影响，也没有否定获得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的可能性。皮尔士不满意康德的这种矛盾立场。他曾谈道：“我所非常崇敬的康德无非是一个有些含混的实用主义者……但是，自在之物既不能被指出，又不能被发现，从而不能用任何命题来指称它，也谈不到它的真假。因此，关于它的一切指称都必须当作无意义的累赘而加以抛弃……康德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看待空间、时间和他的范畴，从不怀疑它们的客观性。他之所以把它们限制于可能的经验是一般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而实效主义者完全像康德一样承认这些概念中的精神成分，不过是……较之康德，他以某种不同方式更为明确地确定了这种成分怎样来之于个人的精神……这种既批判批判哲学又承认其对康德的接近的常识主义，肯定有一定理由称自己为批判的常识主义。”（5.525）皮尔士在此所谓批判的常识主义，指的正是他的实用主义或者说实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