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哲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冲突
西方哲学思潮之传入中国，从严复等人开始，就是出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变更的需要，因此也必然要受到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制约，中西哲学和文化的碰撞始终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冲突联系在一起。戊戌政变后维新思潮之被禁绝和维新派人士之被追杀，正是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政治反映。
“五四”时期，中国旧的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动摇，新的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尚未形成。由军阀混战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夺造成的多元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多元意识形态格局的暂时存在提供了条件，人们的学术取向较少受某种确定的政治结构所左右，或者说能从多元对抗的空隙中找到某种立脚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由此得以与守旧的封建反动思潮在有限范围内共存。
然而这种共存中同样充满了摩擦和斗争。五四运动促使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1），也促使孙中山等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改组了国民党（1924）。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使中国的政治斗争出现了新的转向。在国共联合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的北洋军阀之间、在国民党左中右派之间、在国共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斗争在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同样表现出来。这种情况在上述科玄论战中就有所表现。李大钊1927年之死于北洋军阀的屠刀下更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敌人不仅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而且直接用政治暴力来对之封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由此造成国共两种政治势力相对抗的政治格局，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研究总的说来也受制于这种格局。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受到限制，大部分时期内甚至被视为非法，西方哲学研究则往往被沦为国民党的思想工具。在1935年左右进行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中，“五四”时曾经高歌民主科学的一些人（如马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丁文江）这时却在加强国家凝聚力、迅速实现统一的借口下，主张实行“新式独裁”；1940年以后出现的所谓“战国策”派更把叔本华、特别是尼采的唯意志论作为独裁政治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五四”时期受到“西学”冲击的许多旧文化垃圾又被重新搬上文化祭坛，中西哲学和文化的冲突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转”局面。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后期新三民主义更是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那么他逝世后打着他的旗号的所谓戴季陶主义以及用蒋介石本人名义提出的力行哲学则是重新把某些西方思想（特别是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中，这意味着“五四”以前就已遭到维新派批判的中体西用论借尸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