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西方哲学研究的态度始终与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是否存在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是否存在偏向。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后，经过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八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所作的丰富和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极其伟大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是不断地克服各种“左”和右的偏向取得的。这些偏向，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左”的偏向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引下的革命和各项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使之服从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利益，这就为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克服其消极作用确定了正确的方向。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之所以能主要发挥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遵循了这一方向。例如，由于“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了自己的革命学说，又能与因接受了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而具有民主和科学要求的人士建成统一战线，从而使“五四”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既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具有新的革命方向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正意味着既利用了这些西方思潮的积极作用，又避免了其消极作用。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右和“左”的偏向往往导致在对待西方哲学研究上也出现类似偏向，其中同样以“左”的偏向造成的危害最突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共产党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政府视为非法，许多西方哲学流派被后者用来攻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也更多地采取了敌对和否定态度；正好从这时开始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左”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都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现代哲学越来越表现出笼统否定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