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若考诸历史，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内在张力是一直就存在着的。这一内在张力是以理论上对世界的决定论解释与实践上对世界的能动改变主张之间的矛盾显示出来的。对此问题的思考也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李大钊在初次接触历史唯物主义之时，就感受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决定论与阶级斗争论之间的张力，并给出了一种持平的解释；瞿秋白由于对苏联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的接受，而主张一种强历史决定论；李达则基于实践概念而试图发展出一种类似于卢卡奇的辩证的解决方式。在这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兼具实践家与理论家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对此问题的实际处理方式。与单纯的理论家不同，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颇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其革命实践中在实际上颇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实际上的处理方式”，无疑能为我们构建理论上合理的处理方式指明方向。后来国内哲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亦以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为题展开了颇有声势的讨论。而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却一般地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当其被践行之时，所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决定论与能动论这一根本性关系着眼去理解这一思想进程。本文是对自第二国际以来几种对于这一根本性关系的典型处理方式，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处理方式之理论上得失的分析。基于这种方法论视野，当能对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历史进程与未来发展有所益助。
现今风头正盛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倾向是消除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决定论因素，而弘扬其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义之倾向。如果我们不是怀着偏见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无稽之谈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后马克思主义为何会有此主张？对此一问题的探讨，使我们不能不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这种哲学中，改变世界的实践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考察，我们将会发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肯定了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的能力，而这就预设了世界的可改变性，即预设了世界至少不是被全然决定的，否则，改变世界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而这在逻辑上使得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或不可理解之事。于是，矛盾生焉。对于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一矛盾无疑并非细枝末节之事，而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因而也就成了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不可避免地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上的每一重大变化，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矛盾处理方式的变化。从第二国际、列宁、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直到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处理方式。从当今后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激烈争论来看，这一矛盾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就还有必要通过对以往处理方式的得失进行分析以探寻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