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初，我写了一首近百行的“诗”，赞颂奔走在抗日前线的战士们，登在同班同学张允声办的墙报上，首次用谷风的笔名。写这首诗，我内心并没有抑制不住的冲动，而是觉得应该写这样一首歌颂全民抗战的诗。空泛与稚拙是可以想见的。有一天，生活书店的薛经理对我说：“热情倒是有的，但没有什么诗味。”我问他什么是诗味，他回答说：“你应当多看艾青和田间的诗，跟着他们写下去，慢慢地就会知道什么是诗味了。”他这几句话我几十年来从未忘怀。此后我在报刊上专找艾青、田间的诗看。薛经理是南方人，圆圆的白皙的面孔上总浮着沉静的微笑，他可能是当时陇南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我、郗潭封和另一个比我们大好几岁的同班同学（他去过陕北）作为一个小组受他领导。我们经常从生活书店后院的书库里选些书刊带回学校阅读，《七月》《文艺阵地》等文学刊物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能看到。我还看了几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入门的书籍。每天清晨，三个人到城外跑7000米，准备有一天到前线打游击。我们从城门口跑到大象山下，绕“李广故里”的古老石碑一圈儿回到学校。一年之后，薛经理被国民党逮捕，现在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但他那年轻而稳重的形象和说话的声调一直记得清清楚楚。20世纪80年代初倪子明同志告诉我，薛经理的本名薛天鹏，是一个诗迷，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为爱情而苦恼，跳黄浦江死了。我深深地感念他。他和赵增益都是平凡而有理想的人，我庆幸在少年时期就遇到了他们，得到正确的指引，使我一开始练习写诗，就踏上一级坚实的台阶。
[1] 此文初刊《随笔》1986年第2~3期，写作日期为1985年8月。收入《牛汉人生漫笔》《牛汉诗文集》。据《牛汉诗文集》编入。